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红了。4月27日晚上，在北京卫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中，王林当了一天外卖员。12个小时后，只赚了41块钱的王林累瘫在马路边，他说，“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将制度分为攫取型与包容型。前者一般有森严的等级制，层层盘剥收刮，再根据层级分配利益;后者鼓励多元和自由流动。两位学者发现，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实业的繁荣、对产权的保护，对于促成包容型经济制度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王林一定体会到了“困在系统里”的滋味。至少在那12个小时里，他被平台的算法短暂奴役，成为攫取型博弈里的亿万分之一，体味到了速度的另一面。
在特定的环境和阶段中，攫取型制度也是可以带来增长的，但它终将不可持续。过去十年，互联网经济的标志当属平台公司，它们将规模效应发挥到极致，用资本和速度构筑起一道又一道护城河，围剿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催生出眼花缭乱的商业场景。人们的生活的确更便利了，技术打通了物流、资金流，大幅压缩了物理空间，让人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触手可及心仪的商品或服务。经济看起来也的确更加繁荣，数亿计的劳动力看似零成本地得到了就业，国民消费数据也一枝独秀，这在以往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几乎不可思议。但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平台公司的甜蜜时光一步步走入终结，它们的红利期就要过去了。
这两年不断爆出的新闻，让平台公司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场：不是我的就是你的，做不大就意味着死掉，你拿得多了我挣得就少了。从内部看，它们日进斗金，如火如荼。从外部看，它们创造金钱而非财富。金钱并不意味着财富，否则一个国家只需要把印钞机的马力开到最大就行了。
王林的经历被曝光后，很多人发现，之前那些外卖平台大肆推广的外卖员月入过万的故事是多么励志和传奇。王林“累瘫”的当天，美团火速宣布改进措施。但事情才刚开了个头。体验之后将推出什么具体的、创新的措施，这才是公众最关心的，也是副处长的职责所在。新华社的评论是，“走完流程要走心，送完外卖得送政策。”
美团对王林的体验反应如此迅速，不只与他的公务员身份有关。4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有了半个月前对阿里182.28亿的罚款，很多人纷纷开始计算这次会罚美团多少。对于2020年净利润相当于“7.5爽”的美团来说，处罚金额并不会攸关生死，跟随罚金一同到来的整改意见更为关键。(爽，网络上最近流行的年收入计算单位，按照演员郑爽拍戏收入日均208万元计算，一爽约等于6.4亿元。)
人们也是近两年才开始认真反思平台公司，反思它的商业模式、生长特点、劳资关系、竞争特性。这时，平台的触角也正伸进金融系统内部，盛宴刚刚备好，狂欢尚未到来，便被一刀斩断。
王兴曾说，做一个公司最后都是需要“平天下”的，“平”的意思就是，你不光要进去做，最后还要彻底占领并垄断它。和大多数人一样，王兴信奉增长的力量，“只有增长是重要的，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只要你能保持高速增长，所有的问题都至少在短期内能够被容忍，被掩盖，或者不会爆发。”“一定不要因为某个问题很重要，就停下来解决问题。”
你得承认，绝大多数时候，王兴的“增长逻辑”都是对的。从个体到创业公司再到国家，它都是人们所信奉的金科玉律。人们信奉增长超过规则，哪怕它是攫取型的零和博弈;信奉增长超过法治，哪怕它是寡头垄断所带来的巨额利益。在经济学上，动态经济增长和静态资源配置并不是一回事。
竞争是商业世界永恒的主题，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竞争和竞争者的区别。竞争是一种状态，竞争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竞争者。但消除了竞争者，并不意味着竞争就结束了。每一个竞争者的终极目标就是消灭所有对手，一家独大，达到垄断，形成攫取型的规则体系。平台是一个新的商业形态，互联网和资本催生了它，它反过来利用互联网和资本试图把更多资源收卷进自身的转盘。只不过，在一个被划定为充分竞争的领域里，“边界”是始终存在的，你可以一时试探，但不能一直无视。事实上，如果这些依靠边界创新、凶猛成长的巨头，真的只是构建起了一个个巨大的攫取型平台，那它与人们一直以来讨厌的那些垄断动物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另一个长期被忽视事实是，经济增长与幸福并没有必然关系。在攫取型商业规则下，更是如此。因此，对这些巨头的处罚金额真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接一个地处罚完这些涉嫌垄断的巨头后，包容型的制度能否到来。
